| 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
前 言
“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以跨越东亚与中亚的特大区域性路网规模、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多元的交流内容、多样的地理环境，展现出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16 世纪期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所发生的互为影响与作用，包括在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住居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所揭示的人们价值观的相互影响。是亚欧大陆上人类经由长距离交通、开展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
龟兹地处中亚腹地 塔里木盆地北缘， 最初曾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而后又成为连接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的必经之地，是古印度、希腊 — 罗马、波斯、汉唐 四大文明 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 龟兹诸多的文化遗存不仅为消失的文明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见证，而且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地区石窟表现了从公元3——14 世纪佛教艺术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这些巧夺天工的石窟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壁画，虽已满目历史的沧桑，丹青斑驳，但至今依然展现出佛教及佛教文化艺术在丝绸之路沿线交流和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是 3-9 世纪开凿于天山南麓古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寺，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它既是龟兹石窟的代表，也是佛教石窟寺从印度北传中国后，地域位置最西的一处石窟群，受到了印度、中亚乃至中原北方佛教艺术的多重影响，既可称作西域地区佛教石窟寺的典范，又是印度与中原北方石窟的媒介。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由西向东的传播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即龟兹风格，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
克孜尔石窟区位图，以及遗址区和缓冲区平面图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遗存包括佛教洞窟及窟前建筑遗迹。佛教洞窟开凿于天山南麓渭干河谷明屋塔格山的山麓或峭壁上，南北走向的苏格特沟将山体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使洞窟自然形成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域，洞窟总体东西向绵延 1.7 公里，在崖壁上分层错落分布。现存开凿于3-9 世纪的洞窟349 个，壁画近10000 平方米、少量造像及残迹、多处窟前建构筑物遗迹。
一：宗教
源自印度的佛教是龟兹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龟兹古国传播千余年之久，到14世纪才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克孜尔石窟代表着龟兹传统的佛教信仰，展现了由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而引发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形式经西域地区的传播。石窟壁画多为小乘题材，现存世界上最丰富的小乘佛教佛传壁画。尊奉小乘教的龟兹人将佛祖释迦牟尼作为信仰的核心，这位诞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圣人成了克孜尔石窟的主角，大多数壁画都是对释迦今生前世种种光辉事迹的宣扬。同时，注重救济苍生的大乘佛教，在壁画中也能找到线索，足见龟兹佛教内涵之丰富。
鸠摩罗什：龟兹虽在沙碛之地，却焕发出灿烂的佛教文明之光，龟兹高僧见诸史籍者甚多，其中以东晋的鸠摩罗什影响最巨，他用毕生精力译出佛经三百余卷，译笔超越前人，一千多年前他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至今仍在哺育激荡着中国、韩国、日本等地佛教徒的心灵。
译经源自印度的佛教是龟兹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龟兹古国传播千余年之久，到 14 世纪才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克孜尔石窟代表着龟兹传统的佛教信仰这位诞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 的圣人成了克孜尔石窟的主角，大多数壁画都是对释迦今生前世种种光辉事迹的宣扬。同时，注重救济苍生的大乘佛教(Mahayana) ，在壁画中也能找到线索，足见龟兹佛教内涵之丰富。 龟兹虽在沙碛之地，却焕发出灿烂的佛教文明之光，龟兹高僧见诸史籍者甚多，其中以东晋的鸠摩罗什（ Kumarajiva ）影响最巨，他用毕生精力译出佛经三百余卷，译笔超越前人，一千多年前他翻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 ）、《阿弥陀经》（Amitabha-sutra ）、《金刚经》（Diamond Sutra ）等，至今仍在哺育激荡着中国、韩国、日本等地佛教徒的心灵。
二：建筑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和多种洞窟组合形式。 说明： 3 世纪开始建造的中心柱式的“ 龟兹型窟” 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该类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 支提窟” ，但在保留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克孜尔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西域游牧民族的丧葬、生活特点，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龟兹型窟，这种形制显著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云冈的中早期洞窟。 说明： 4 世纪开始建造的“ 大像窟” 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同类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阿富汗地区。
三：绘画
克孜尔石窟保存了丰富的 3-8 世纪中叶佛教故事画遗存。其壁画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释迦牟尼故事画为主，反映出小乘说一切有部“ 唯礼释迦” 的特点。以菱格构图的形式表现本生和因缘故事100 余种，佛传故事60 多种。其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中国内地，见证了3-8 世纪龟兹作为天山南麓佛教中心的盛况。
克孜尔石窟壁画融合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并有西亚因素，显示出明显的西来影响印记。早期（ 3-4 世纪）壁画中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西来风格，尤其是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的影响；5 世纪的83 、84 等窟的人物造型风格近似印度秣菟罗艺术；公元6-7 世纪壁画人体造型曲线即“ 三屈法式” 的增强，显示出印度笈多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窟中还出现了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联珠纹饰等。克孜尔壁画中的这些外来影响有力地证实了丝绸之路上以佛教艺术为载体的多种美术风格的交融，并进一步东传至新疆以东，实现了西亚、印度艺术沿丝绸之路的东渐。
四：乐舞
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克孜尔石窟的独特魅力。壁画反映的乐器造型十分丰富，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中原及龟兹本地的乐器。无声的石窟壁画却演奏出了华丽的丝路音乐之篇章。壁画中也充满了许多妙曼的舞姿，常见于因缘故事、佛传故事、天宫伎乐等场景之中，受印度舞蹈影响较深。石窟寺中的乐舞形象不仅服务于佛教，也是古龟兹社会 “ 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的真实反映。 龟兹的舞蹈与箜篌、羌笛、横吹、琵琶等乐器，随着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东传至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被纳入宫廷雅乐，成为正统音乐。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与中原文献记载的流行于隋唐宫廷并波及整个东亚的西域 “ 龟兹乐舞” 相印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播。
五：民族和语言文字
克孜尔石窟内外发现了多种文字题记和文书，包括吐火罗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多种文字的文书、题记佐证了该地区历史上共存过多种宗教与文化的交流活动。吐火罗语是龟兹主要流行的语言，目前世界上仅有极少数学者可以读懂这种文字。壁画还反映了作为丝路重镇的龟兹汇聚诸多古代民族的特点，如 207 窟（画家洞）波斯画家的形象、212 窟的叙利亚画家题记、菱格故事画中的粟特商人形象，以及被认为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供养人像等。
经由壁画所展现的龟兹民族的语言、人种、服饰、信仰以及生产、生活与乐舞活动场景，可为业已消失的龟兹文明提供独特见证。壁画中龟兹地区的生活生产场景，反映出古龟兹地区融合了中原和西域及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连同上述佛教美术、音乐场景一起，生动再现了龟兹古国作为丝绸之路重要中转国的繁荣。
六：保护研究与申遗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相继涉猎龟兹地区及克孜尔石窟，窃取了大量的珍贵壁画、泥塑、文书等文物，并在国际上开始了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 1928 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克孜尔石窟，首次对洞窟进行清理、编号，开创我国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先河。近三十年来，为加强克孜尔石窟的保护，我们开展了科学的调查、测量、监测和研究，以及壁画临摹与展示，同时启动了数字化保护工程。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石窟岩体加固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实施壁画保护修复工程。
申报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在 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 融合等方面所创造的伟绩。更好的服务当代，造福未来。 克孜尔石窟大事记（历史与演变） 1 、两汉时期（公元前 2- 公元 2 世纪），龟兹发展成为西域大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中，扮演着活跃而重要的角色。
2 、 公元 3-4 世纪，佛教已经传到龟兹，克孜尔石窟开始开凿，如 118 、92 、77 、47 、48 和 117 ，以方形窟为多。这个时期壁画中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外来风格，尤其是犍陀罗造型艺术的影响。
3 、公元 4 世纪中到 5 世纪末，龟兹王国国力强盛，龟兹佛教在王权的保护与提倡下，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克孜尔石窟进入发展期，龟兹建筑典型的中心柱窟普遍开凿。龟兹石窟艺术模式的主要特征已经形成，有 38 、76 、83 、84 、114 、13 、32 、171 、172 等窟。 4 、公元 6-7 世纪，克孜尔石窟进入高度繁盛期，壁画的绘画风格继承和发展了发展期形成的龟兹本地民族传统。这一时期的如207 、212 窟等 。 5 、公元 8-9 世纪中，克孜尔石窟逐渐衰落，这个时期壁画的主要特征是千佛、化佛题材大量涌现，其他题材剧减或消失。洞窟规模日趋小型，绘画技法简略粗糙，用色单调少变，如 29 、197 、135 、227 、180 、 229 等。 6 、公元 14 世纪 , 伊斯兰教完全替代龟兹佛教，克孜尔石窟从此沉寂。 7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重新被世人发现。之后，陆续有日、德、法、俄、英等国探险家到克孜尔石窟并带走文物、留下题记。 8 、1928 年 8 月 30 日 -12 月 16 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克孜尔石窟，首次对洞窟进行编号，并发现大量珍贵文物。 9 、1947 年朝鲜族画家韩乐然首次开展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临摹与研究。 10 、1951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向达率队考察克孜尔石窟。 11 、1952 年，政府派专人负责石窟保护工作，逐步展开日常维护及调查记录工作。 12 、1956 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建立。 13 、1961 年 3 月 4 日，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 、1985 年7 月，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负责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15 、 1989 － 1994 年，实施了克孜尔石窟一、二、三期维修工程，主要针对谷西区和谷东区。 16 、1991 年，开始实施克孜尔石窟壁画抢救性临摹工作。 17 、 1999 年 5 月 2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18 、2000 － 2002 年，实施了克孜尔石窟谷内区和后山区维修工程。 19 、2004 年，实施了克孜尔石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 、2005 年，启动了克孜尔石窟壁画数字化保护工作。 21 、2009 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挂牌成立新疆龟兹研究院，下设克孜尔石窟文物保护所。 22 、2011 年—2013 年，实施了克孜尔石窟遗产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3 、 2011 年底至 2012 年，克孜尔石窟谷内区防洪工程、克孜尔石窟区渭干河段的防洪工程开工。
24 、2012 年按照《克孜尔石窟壁画抢救性保护与修复方案》开始实施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工程。 25 、2006 年和 2012 年，克孜尔石窟作为“ 丝绸之路” 的遗产点之一，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结 束 语
克孜尔石窟做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与多元文化融合、交流、发展，以及佛教传播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随满目苍桑和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的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让我们一起共同 致力于保护、传承、弘扬这一人类杰出文化遗产的伟业。 Silk Roads: Initial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Tian-shan Corridor
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on the Silk Roads
Foreword
The “Silk Roads: Initial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Tian-shan Corridor” are composed of the initial section of the entire Silk Roads used from the 2nd century BC till the 16th century AD and the transport routes network distributed in the geographic region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Being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Silk Roads, the routes hold the crucial starting position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the entire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 long distance cros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linking up multiple civilizations, facilitated a lasting and far reaching exchange activities in trade, relig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s between the nomadic and settled peoples, and the East and Central Asian civilizations. Having witnessed significa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over a period of eighteen centuries between the 2nd century BC and 16th century AD, and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during this long span of time, and thus promoted in a significant way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across continents, and their common development, the nominated property boast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in world history of how mankind established long-distance east-west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realized the widest inter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across the Asian continent.
Kizil Caves
The 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is the earliest,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remains among extant Buddhist cav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uilt from 3rd century AD to 9th century AD and situated in ancient Kucha Region south of Tian-shan Mountains, the 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owns variety cave types and longest duration. Besides its significance as representative Kucha Caves, Kizil Buddhist caves and temples, as the westernmost cave and temple complex since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reflect influences from Buddhist art in India, Central Asia and northern Central China. It stands both as a model of Western Regions Buddhist cave temple, but also a media between Indian and northern Central China Buddhist arts. Its unique cave pattern and mural style clearly demonstrate Buddhism’s dissemination via the Western Regions eastbound and formation of Kucha style when Buddhism localized along with the transmiss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ddhist remains along the Silk Roads.
The 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preserves abundant cave styles, including central-pillar caves, great Buddha caves, square caves, monk’s quarter caves, niche caves, special-shaped caves, and a large variety of cave combinations . The central-pillar Kucha-style cave built from 3rd century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and prominent creation of Kizil Caves. This cave type originates from Indian Chaitya cave with a stupa as its cent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tructure of sandstone in Kizil, combines the burial customs of nomadic people in Central Asia, and thus forms the innovative and unique central-pillar cave, or socalled “Kucha-style cave”. This cave type spread eastwards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Dunhuang Caves in Hosi Region, Longmen Grottoes and early and middle Yungang cave style in Central China.
Great Buddha cave among Kizil caves built in 4th century is the earliest one of this type to be carved in the world. The tradition of sculpting great Buddha inside a cave cast a powerful impact on cave carving east of Xinjiang and even probably the west of Pamirs and Afghanistan.
Abundant Buddhist narrative murals are preserved in Kizil caves, mainly Sakyamuni story murals such as Jataka stories, Karma tales and Buddha’s life stories.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kinds of Jataka stories and Karma tales, and over 60 kinds of Buddha’s life stories, reflecting Sakyamuni worship in Hinayana Buddhism prevalent in Kucha region. The abundant contents of Buddhist narrative paintings, surpassing those in India and Central China, witnessed the prosperity of Kucha as Buddhist center in Tian-shan Southern Route along the Silk Roads.
The cave murals integrate the Hellenistic Gandhara art and the Indian Mathura art with West Asian artistic elements, reflecting distinctive western features. The figures of early period murals (3rd – 4th century) demonstrate a distinctive western style,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Gandhara Buddhist art; the style of figures in Cave 83, 84 of 5th century resemble that of Indian Mathura Buddhist art; the popularization of figure’s curve, namely “tribhanga” in 6th-7th century, displays the impact of Indian Gupta Buddhist art; in Kizil Thousand-Buddha Cave there appear linked-pearl emblazonry prevailing in Sasanian Persia. These exotic elements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tyles of Buddhist art on the Silk Roads, and its further dissemination to the east of Xinjiang; in other words, Western Asian and Indian art spread to the east along the Silk Roads.
Various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are discovered in the caves (written in ancient script such as Tokharian, Chinese, Turkish, Uyghur, Chagatai, etc.).The unearthed multi-language instruments are associated edivence to inter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variou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Tokharian is the most prevalent language in kucha, now there are a very few scholars can read this language in the world. The murals also reflect the features tha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ncient nations in Kucha,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gion of the Silk Roads, such as Persian painter image in Cave 207 (the painters cave), Syrian painter inscriptions in Cave 212, Sogdiana merchants in the story murals, and the donor figure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Tokharian people.
Murals in 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illustrate the language, race, clothing, religion as well as scenes of working, living and dancing of Kucha people to provide precious testimony to the disappeared Kucha civilization. The working and living scenes of Kucha people in the murals reflect its unique life style fusing the customs of West Regions and Central China. Along with the Buddhist arts and music aforementioned, the caves vividly exhibit the prosperity of Kucha as an important kingdom on the Silk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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